帕特尔引用了官方发布的历史，证明部分军官反对尼赫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本国尚未做好面对边境上中国军队的准备。例如，官方历史指出，在1959年到1960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S.P.P. Thorat）将军就已意识到中国对东段边界的威胁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长对此未予理会，这甚至也没有引来尼赫鲁的注意。

尼赫鲁没有听取反对意见，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顺从的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这些人执行了他的命令，最终导致了印度的耻辱，帕特尔认为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败的一个原因。

帕特尔还指出，除了决策失误之外，更糟的是，领导人强硬和不负责任的声明使得中国能够以“自我防卫”为借口向印度发动进攻。例如内政部长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在1962年2月4日就宣称如果中国人不撤出争议地区，印度将会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去；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前一周，尼赫鲁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帕特尔称情报系统的失误也是造成印度失败的原因。印度对于中国军队的力量，机动能力以及战术缺乏了解。帕特尔还引用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观点，指出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依赖中情局的简报、报纸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的报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前进政策”做出强烈回应。

最终，几乎在整个1962年，中印双方都在边境两侧紧张对峙。10月10日，由于印军侵犯中国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决定性的战斗在10月20日打响，当印度军队再度发动攻击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东西两线开始进行反击，战斗主要集中在瓦弄、达旺和阿克赛钦地区。

我边防部队大军云集，将予入侵印军致命一击

印度军队的问题

虽然当时印度领导人非常乐观，但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帕特尔认为，由于在西藏有物资储备，中国军队的后勤有一定的保障，并且士兵也受过良好的山地作战训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军没有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极少数士兵有山地战的经验，所使用的陈旧武器并不适用于山地作战。后勤保障也有问题，士兵没有足够的冬装和鞋，缺少火炮和弹药，军队所装备的火炮在山地使用极不方便。由于没有公路网，交通也很不便利，补给和保障主要通过空中完成。除此之外，印军的士气处在最低点，军方的指挥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熟悉瓦弄地区的拉其普特人被派往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区域，无计划的征召以及对原有军队编制的打乱削弱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而坐镇德里的总参谋长居然在情形不明的情况下向前线下达了占领扯冬（印度称之为Dhola）哨所东北1000码处的一个中国哨所的命令，实际上那里的中国军队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当地印军而言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军指挥官考尔中将（B.M. Kaul）也是被指责的对象，他奉命率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上赶走，而实际上考尔基本没有指挥类似行动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无视军队的指挥系统，官方历史指责他越级直接与陆军总参谋长接触，有时也越过中级军官直接向下级军官发布命令。

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不使用印度空军的决策也是争议的焦点。在1962年的战争中，印度空军没有发动任何进攻行动，仅仅被用于向前线的军队空投补给。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印度使用空军，战争的结果也许将会发生改变。例如，前空军少将特瓦里（A.K. Tewary）曾在《印度防务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军，溃败的一方可能会变为中国，他谴责了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穆里克，因为后者认为一旦使用空军会导致印度城市遭到中国轰炸机的报复。

帕特尔指出，尼赫鲁亦曾一度将希望寄托于天空，他曾写了两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空军提供支援。这两封分别于1962年11月15日和20日寄出的信件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不过《尼赫鲁传》的作者戈帕尔（S. Gopal）在他的书中透露了信件的内容：尼赫鲁认为局势相当绝望，请求美国立即支援最少12个中队的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以及建立雷达通信系统，并且在印度人员完成训练之前，由美方操作这些战斗机和装备，他甚至还寻求获得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以用来打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

1962年反击印度侵略者战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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