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兄弟的反目 

中印两国本是友好邻邦。印度曾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热情的回报。在抗美援朝最为激烈的1951年，毛泽东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祝贺道：“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也就在这一年，中国为缓解印度的粮荒，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

困兽犹斗的尼赫鲁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曲折中的艰难进展 

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动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1979年2月12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中最难解的死结。1980年英迪拉·甘地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指责中国“对边界领土的要求或侵占而产生的领土纠纷，使中印关系进程缓慢”。虽然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却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曾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印度则要求分段解决。 

这期间，印度议会两院又于1986年将“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第24个“邦”，企图从法律上使占领合法化。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严正抗议。直到2002年两国的边界联合工作小组在该地区核实实际控制线时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 

虽然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遭到了军事上的全面失败，但实际上却是既得利益者。它趁中国军队后撤之机非法占领了有争议的中国领土，此后又千方百计使非法占领合法化，这便是数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未能得到真正解决的症结所在。 

1962年中印战争后30余年来，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分歧，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成功访华，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边界争端。此外商定，在寻求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间经贸与文化的交流合作，为合情合理解决问题创造气氛与条件，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拉吉夫·甘地之后的V·P辛格、高达及拉奥总理也都表达了增进中印关系，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

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为进行核试验大肆叫嚷“中国威胁论”，使中印关系一度受挫。但不久后，瓦杰帕伊的人民党联合政府又重新认识到，中印关系对21世纪印度发展至关重要。2003年6月23日，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印度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政治活动，为重开对话开创了新的起点。同时，双方又约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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