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炳湘 男52
88.9亿美元
新鸿基集团
公司总部：中国香港
主要行业：房地产、交通、电讯
上市公司：新鸿基地产、九龙巴士(香港)
郭炳湘，“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得胜长子。郭得胜1963年与李兆基(本榜排名第4位)等人合资创办新鸿基公司，并出任董事局主席。
1990年10月，郭炳湘三兄弟接掌父业，其时“新鸿基地产”的市值已达254亿港元，与1972年上市时相比，增长了63.5倍。郭氏兄弟顺利接班，并使公司更上层楼。
2003年底“新鸿基地产”市值达到1600亿港元，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之一。
除了主业房地产，新鸿基集团还积极投入酒店、交通、电讯、金融等多元化经营，是市场公认的子承父业最成功的家族企业。
郭炳湘是新意网集团有限公司之执行董事，亦是多间机构的董事，包括九龙巴士控股有限公司、威信(香港)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及鸿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郭炳湘同时出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董事、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酒店业联会名誉司库。
他为香港公益金历届董事委员会主席、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委员、青年总裁协会(中国分会)会员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中国香港委员会会员。他亦是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顾问委员会委员。
听到张志烽的报告，张子强立即通知同伙出发。匪徒们马上行动起来，纷纷拿上武器，装进两个旅行包，然后分别下楼。大厦门口停了一辆车牌号是ＧＺ３６１２的白色“丰田”旧面包车。
郭炳湘的车出了新鸿基大厦后，朝海滩道方向开去。这时，天还没有黑，在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停着一辆车牌号为ＨＧ７３９６的小车，车上坐着就是张子强。这是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交通标志表明这是一个单行道，窄窄的道路只容得下一辆车行驶。张子强的车停在弯道的这一边，他从电话里听到张志烽的报告后，立即用对讲机通知了前面的人：“老板已经收工了，车子一经过，我立即通知，你们就行动。记住，浅蓝色的宝马。”
这时，郭炳湘那辆浅蓝色的宝马车已经经过香港仔隧道，开上了浅水湾道，仍然是郭自己开车，没有带司机，车上只是他一个人。
在海滩道弯道旁停车的张子强已经发动了汽车，此刻他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汽车的手刹，聚精会神地注意着自己车的倒视镜，随时准备开动汽车。很快看见郭的车快速经过他的车边，朝前开去。
张子强立即拿起对讲机：“车已过了。”说完，松开手刹，脚踩油门，把车子打横堵在马路中间，立即把整个马路都堵死了，然后下车把引擎盖打开，假装车子出了故障，正在修理。
海滩道弯道的另一头，甘永强坐在一辆停着的车里。他手拿对讲机，对讲机里传来张子强的声音后，甘永强立即将没有熄火的轿车（车牌号ＦＫ９６３０），也打横堵在马路中间。
只一会儿功夫，郭炳湘的车就从弯道的桥下钻过来，他看见前面有一辆车停在马路中间，立即刹车。
这时，停在一边的陈森友那辆白色“丰田”面包车（车牌号ＧＺ３６１２）已经跟了上来，紧紧地顶在郭的宝马车后面，使它动弹不得。
郭炳湘见前面的车子不动，就按了几下喇叭。突然他从车子的倒视镜中，看见后面的车子里跳出来好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每人手上都拿着长短武器，把宝马车团团围住。
郭本能地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等郭缓过劲来，绑匪们已经把他从车上拖下来，几个人架着他，将他粗暴地塞进了后面的面包车，立即有人将他绑上，并用胶带纸封上了嘴。同时陈森友倒车，从郭的车旁挤过，扬长而去。
绑架行动一切都井然有序。陈森友将郭炳湘拉走以后，邓礼显从甘永强的车上下来，上了郭的宝马车，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里，宝马车的发动机还开着，邓礼显轻轻一踩油门，发动机轻声地哼起来，邓礼显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好车。”
此时，前面的甘永强已经将自己的车开走，给邓礼显让开了道。
邓礼显开着宝马车绕过甘永强的车，将车开到事前看好的离现场５０米的一个海滩停车场停好，自己就离去了。郭炳湘坐的那辆豪华型宝马车就静静地停在那儿，谁也不会注意到主人已经离去，可车钥匙仍然挂在车上。
在香港浅水湾道上，陈森友一边开车，一边用对讲机通知张子强：“成功了，成功了！”
此刻，张子强仍然在香港海滩道弯道旁，他的那辆横在马路中间的车子，车的引擎盖仍然打开着，张子强用自己的车把后来经过海滩道的车都拦下了。当假装修车的张子强听到对讲机里传来陈森友“成功了”的声音时，马上把自己车的引擎盖盖上，假装车子修好了，他还跟停在后面的司机们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钻进车里发动汽车，也扬长而去。
由于行动迅速，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道路上已经恢复了平静，谁也没想到香港的亿万富翁郭炳湘刚刚在这里被人绑架了。
马路上，张子强边开车边用电话通知陈森友：“让‘肉参’（即人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就说自己被绑架了，叫家里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陈森友接到张子强的电话，立即对自己的同伙说：“叫他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车上的同伙立即把压在身下的郭炳湘抬起来，撕开贴在他嘴上的胶带纸，又从郭的包里掏出他的手提电话，说：“快，快给你家打一个电话，叫你家里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可是没想到，郭炳湘非常强硬，拒不和绑匪合作，坚决不打这个电话。匪徒们将他按下抬起好几次，他就是不打，并且你只要撕下他嘴上的胶带纸，他就教训这帮匪徒。
陈森友无奈，只好又给张子强打电话说：“‘肉参’不愿打电话。”
张子强得知郭炳湘不配合时，知道事情不会像预先计划的那么顺利了，他气得骂了一句，就把车开到一个僻静处，用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给郭家打电话。
但由于郭妻坚持“如果接不到郭炳湘的电话就不谈判”的立场，张子强十分恼怒。他又给陈森友打电话。
这时，陈森友已经将郭炳湘拉到事先租来准备关人质的香港新界马鞍岗２００号。这是一幢靠山边的二层砖房，有院子，有围墙，周围有很多树木。车可以直接开进院子，院子离公路约有一公里。
到了马鞍岗２００号后，匪徒们立即按事先的分工，将郭炳湘关在一个房间里，用一条铁链锁上郭的脚，仍然用胶布贴住郭炳湘的眼睛。
在另一间屋里，陈森友接完张子强的电话后，走进关押郭炳湘的房间，对他说：“你还是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吧，否则，你老婆会认为你不安全。”
没想到郭炳湘一点也不怕，他拒绝配合，对绑匪们说：“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你们要为今天的事后悔的。”
几个匪徒气得大骂，上前对他拳打脚踢。郭炳湘仍不就范，陈森友只好又给张子强打电话。张子强在电话里听到打人的声音，马上制止：“别动粗，我再想想办法。”
张子强与郭家的谈判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这让张子强感到很头痛，绑匪们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绑架的目的是为了勒索钱，时间拖得越长对绑匪就越不利。可现在郭家坚持接不到郭炳湘本人的电话，不能确定他是否安全，就不和张子强谈判赎金。而郭炳湘本人就是不和绑匪配合打这个电话，事情僵持住了。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日，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在这儿的胡济舒一直在等待张子强的电话。绑架郭炳湘已经是第４天了，但胡济舒一直没有接到张子强的电话，也得不到香港方面的消息。在深圳能够收到香港的电视，这几天，胡济舒特别关注香港电视新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是香港仿佛很平静，没有半点关于郭炳湘被绑架的报道。
此时，张子强却坐在香港的一间咖啡厅一个僻静的角落，正在和陈森友通电话。
陈森友对张子强说：“‘肉参’就是不肯给家里打电话，还骂骂咧咧。我们已经教训他好几次了。”张子强说：“阿牛，吓唬吓唬可以，手脚别太重，打坏了就麻烦了。我们要钱不要命的。想个办法，让他吃一些苦头，但别伤他的皮肉。他是公子哥儿出身，相信他吃不了几天苦。”
陈森友放下电话回头看看里间坐在地上的郭炳湘，眼露凶光。他看见房里有一只木箱，就对正在吃饭的几个匪徒使了一个眼色。陈森友走进里屋，一脚把地上的饭盒踢开，对郭炳湘说：“我再问一遍，你打不打这个电话？”
郭炳湘仍然很坚决：“我劝你别费心了，现在送我回去还来得及，否则你们后悔的日子在后面。”陈森友说：“那好，我先让你后悔。来，把他衣服脱了，塞进这个箱子里。”
几个匪徒凶神一样冲上来，七手八脚脱下郭炳湘的衣服，硬将郭炳湘塞进了那只木箱。郭炳湘在里面不停地踢木箱，匪徒们就坐在“咚咚”作响的木箱上吃饭。渐渐地，木箱里没有声音了。
香港的９月和１０月是一年中最为燥热的日子。这伙匪徒就是这样残忍地折磨着人质，而且一连折磨了四天，郭炳湘在木箱里忍受着非人的生活，还不给水喝。
四天后，郭炳湘终于拿起了手机：“是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陈森友走出关押郭炳湘的房间，立即拨张子强的电话，兴奋地对张子强说：“‘肉参’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
张子强高兴地说：“好，知道了。”
放下电话张子强立即给郭家打电话。
张子强在电话里仍然是那样不阴不阳地说：“怎么样？接到你们家先生的电话了吗？”
郭家因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郭炳湘的消息了，正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听到了郭炳湘的声音，证实郭仍然活着，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郭炳湘在电话里所说的话以及他的语气，让郭家更担心，所以他们就说：“一切都好商量，请务必不要难为我们家先生。”
张子强说：“只要你们合作，我保证他的安全。报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此刻，如何救郭炳湘出来是郭家的当务之急。但是，郭家能在香港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打出一片天地来，当然非一日之功。商场上，除了商业的竞争，恐怕也很难完全避免像张子强这样的黑社会分子的敲诈，面对郭家三兄弟的老大突然被绑架，郭家当然不会处在完全束手无策之中。他们经过了多次的紧急磋商，咨询过专业人士的意见，为了防止绑匪“撕票”，虽然没有报警，但研究了具体的对策。面对在暗中的绑匪，郭家当然不会轻信张子强的话。
张子强作为一个职业罪犯，当然在电话中听出了郭家的顾虑，他没等郭家再开口，就说：“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谈判的时候，你们可以派人把我绑上，我上你们家来，我们当面谈。”
这是张子强的一个策略，一般绑匪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敢，并且为了表现出他的无所畏惧，他敢只身进入“肉参”的家中。他认为，你离“肉参”的家越近，你就越安全。但郭家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大部分人都认为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相反。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人们拼命地寻找政治变革背后的经济原因。这样，他们就将自己的理论搞得异常地复杂而困惑。
我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是将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归结为经济利益。这是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刘邦与项羽之间争夺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也就是根本不是经济动机促使他们从事政治的。
在一个电视片中展示了一群猴子中两个猴子争夺猴王的故事。引发他们争夺战的导火索是竞争者大雄猴当着老猴王的面与一个猴妃交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就连猴子进行政治斗争都不是因为经济原因。主张经济决定论的人将人降低到了连猴子都不如的程度。性用来解释政治甚至也比经济决定论更可靠。
那么，人们从事政治的根本动机是什么？是性吗？当然也不是。人是更高级的动物，有更高级的动机。人们从事政治就是为了权力。拥有权力可以给人带来远非经济能够带来的满足感，荣誉感。在所有的权力中，政治权力是决定性的，通过政治权力我们可以获得财富、性、荣誉等等几乎所有其他利益。人们的权力欲是人们政治活动的最根本的动机。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人的权力欲，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政治发展。经济决定论者的一个总的错误是没有从个人出发，没有从个人的动机出发来研究政治，而是简单而抽象地从阶级出发，从阶级利益出发。
恰恰相反，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实际上这是我们靠常识可以理解的。李嘉诚是华人首富，经济实力无人可比，而张子强不过是一个混混。可是有一天张子强绑架了李嘉诚的大公子，让李嘉诚拿十亿港币来赎人，李嘉诚就毫无办法，只有乖乖地拿钱。后来，张子强被广东警方缉拿归案。这最好地诠释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李嘉诚怕张子强，因为张子强使用暴力，而政治权力的本质恰恰就是暴力。张子强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暴力，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安机关就能很轻松地将他拿获。李嘉诚还能说话算数，还能耀武扬威，仅仅是因为国家这个最大的暴力机关不想冒犯他，甚至还保护着他。当中国大陆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什么同仁堂，什么全聚德，这些当年风光一时的经济巨头，全都屁滚尿流，跳楼的跳楼，逃跑的逃跑，剩下的陪着笑脸谄媚地要求公私合营。在政治的高压下，经济力量毫无抵抗能力。小农经济也好，封建经济也好，民族资本也好，在政治权力面前只有束手就擒。
即便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痴迷于经济决定政治这个逻辑，在他们看来分析政治如果不分析经济就不可靠，就不踏实。用这个思路来分析，他们就得出结论：要实现民主就需要市场经济如何发达，市民社会如何成长，等等。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市民社会如何壮大，在政治的铁拳下都会被砸得粉碎。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
经济能够发生影响，仅仅是因为政治不想去压制它。也就是说，经济在政治上起作用，仅仅是政治权力本身自律或自我节制的结果。人类的经验表明：只有分权并建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政治权力才能够做到自我节制。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谈论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谈经济决定政治也许是可能的，但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这样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宪法有效地规范了的国家。
那么，是什么决定政治的发展走向？是思想。当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奴隶制度不合理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快灭亡了；当人们认识到农奴制度不合理的时候，取消农奴制的改革也就临近了；当人们认识到君主贵族的封建制度不合理，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和制更合理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也快爆发了；当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行将灭亡，而社会主义能够提供更高级的民主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也无法压制；当社会主义被证明只能带来贫穷和政治压制，而资本主义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更自由幸福的时候，推翻社会主义的运动也是迟早要发生的。因此，与经济决定论者的繁琐而枯燥的分析相比，一份民意调查可能更可靠，更具指导性。
是谁拥有反对现行体制的革命性思想？是被压迫的奴隶、农奴，还是挣扎在温饱线上每日劳作16个小时的贫困工人？都不是。反而通常是那些依靠现有体制生活有充分保障，又有充分闲暇和阅历的人首先掌握这些革命思想。是俄国的贵族们首先认识到农奴制的不合理并致力于废除这个可恨的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比较有钱的恩格斯和比较有闲的马克思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并致力于推翻它；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样一些家境比较优越的知识分子才能发动一场革命去推翻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比较富裕生活的政权。那些最贫苦的工人、农民只是被动地加入到了政府和反政府的队伍中去才起作用的。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轻易地看出是政治决定经济而不是相反。政治归结为暴力，而暴力归结为军事。在人类的历史中一个文明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它能不能组织起强大的军事集团保卫自己或政府其他。自然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是有影响的，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野蛮民族可以通过抢掠获得经济和军事装备。至少在冷兵器时代，经济、文明落后的文明和民族征服打败发达的文明更是一种常规。
比如，古希腊，马其顿是相对落后的城邦，它更接近于野蛮部落，制度更接近东方专制国家，但就是这个经济上文明上更落后的城邦征服了其他更发达的城邦，并最后征服欧亚非的大片土地。
希腊语罗马相比，希腊经济文明更发达，但最后罗马取胜了，而不是相反。罗马能够胜利归根结底是它能够组织起更强有力的军团。罗马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显然是经济和文明都更发达的国家，但它最后却被经济或生产方式更加落后的野蛮的日耳曼部落毁灭了。
在中国也是一样，最为典型的是宋代。做一个比较是有意思的。在宋代时，宋朝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其次是金，再次是辽或西辽，再次是西夏，最落后的蒙古。最后取得成功的不是这些相对经济发达的王朝，而正是经济文明最落后的蒙古人。蒙古人胜利以后，他想将土地撂荒变成牧地就变成牧地，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
先进的文明只有能够组织起强有力的军队才能生存下去。汉朝之所以能打败匈奴仅仅因为它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军队打败匈奴。
到近现代，政治决定经济也依然成立。英国之所以能称霸世界仅仅是因为它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宪法，这个好的政治制度能够促使其经济迅速发展，也促使他们能够组织起更强大的军队。
当美国革命的时候，美国比拉丁美洲经济上落后了几乎一百年。如果按照经济决定政治的规律，应当是拉丁美洲而不是美国产生更先进的民主政治。但恰恰相反，由于美国有英国这个更民主的宗主国提供的民主基础，美国实现了民主制度，由依靠先进的民主制度的保障和促进，美国迅速地发展起经济，如今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按照经济决定政治这个规律，应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是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的封建和专制国家。但恰好相反，正是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不是别的原因，仅仅因为这些国家支持社会主义的暴力取得了成功，才在那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理清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经济与政治都有走向垄断的倾向。但由于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垄断可以通过政治加以调整；而政治一旦垄断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而政治垄断是终极性的垄断，是单向的垄断，是不可复原的一种垄断。
我认为，二十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犯了错误。
那个时候，革命的理论家都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穷人太穷而富人太富。有良心的思想家在寻找解决的办法。但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穷人取得垄断性的权力（专政），并利用这个权力实现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正好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一旦他们获得了垄断性的政权，他们就利用这个政权实现了经济上的垄断。于是整个国家都成为垄断性的。这样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政治垄断这个无法救治的癌症。
在二十世纪，很多人看到了经济垄断，但以美国为典型，只要他们的政治不是垄断性的，他们很容易就利用政治权力调整经济的垄断。杜邦等很多垄断性的企业很容就分拆了。人们也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无论微软公司有多垄断，只要法院的一纸判决就足以将他们分拆。
而一旦形成政治垄断，整个国家就完蛋了，除非革命几乎没有任何出路。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政治是最终决定社会产品分配的因素。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君主专制都有不同的分配方式。税收显然是分配方式的重要方面。
正是这种分配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经济发展效率的高下。
在民主法治国家，人们经营企业所要交纳的税收通过法律非常明确。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对分配进行讨价还价。这样企业经营就更有积极性。
但在专制国家，人们除了税收以外，还要交纳根本不能确定的各种费用，为了取得许可，人们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收入进行贿赂。这样他们的收益就是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这样的商业环境是不公平的。不是人们的才智和努力决定你是否成功；而是你是否能够败坏良心行贿能够使你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这样不公平的商业环境不能促进人们的正当的努力获得应用的报酬。
这样整个社会必然落后。
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通常正是那些民主制度好的国家的根本原因。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