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师，一字四毛新台币

　　现在，胡因梦更乐意被人叫作“胡老师”。她曾经写过小说、散文，也出版过学术著作，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位翻译家。
　　与李敖的这段婚姻让她由愤世嫉俗转向自省，告别崇拜他人的粉丝角色，告别男人的夸赞和追逐，开始寻找自己内在的创造力和生活价值。“我为什么要崇拜别人的文字、别人的思想？为什么不去下工夫，活出你的思想跟你的才华？”
　　对于自己从事了15年的演员工作，她也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我其实并不喜欢做电影明星，虽然拍了42部影片，但这些电影大多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片子。只有和杨德昌合作的《海滩上的一天》是我惟一喜欢的，这部戏让我感受到了做演员的价值，其他戏里，我真的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花瓶。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而我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有心无力，我开始清楚自己并不合适做演员。”
　　4岁的时候，胡因梦就陪着母亲在电影院打发漫长离婚岁月，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她最喜欢的男明星是《007》的男主演肖恩·康纳利，但是这样的人她“一辈子也没有遇到”。在15年里，她演戏的主要动力是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养活母亲，也借此解放离婚后一直把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的父亲。
　　“我每部电影的收入都是80万新台币，妈妈数钞票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安全和满足。日积月累，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她就觉得女儿尽了孝道，非常开心。但是我却日渐地不快乐。”
　　即使是在自己最红的时候，胡因梦也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表演技能，根本无法进入电影人物的内心，完全是凭着美貌在电影界混日子。虽然赚了很多钱，但她内心很不安。拍电影的过程从未让她快乐过，反而是在拍片空余时读书令她愉悦。
　　最让她无奈的是，她拍的42部电影，其实没有一部是“琼瑶片”，可媒体和观众一提她拍的电影就是“琼瑶片”。
　　与李敖离婚后，在一个英国女演员的介绍下，29岁的胡因梦去了美国，在纽约一家工作室进修表演。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乌塔·哈根写的《尊重表演艺术》被称为美国演员的“圣经”。学习的空余时间，胡因梦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在台湾出版。这本书至今仍不断再版，并被李安等导演作为教科书向合作演员推荐。
　　就是在那段日子，她在纽约42街的一家小书店里见到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真的很奇怪，书店的最边缘处摆满了他的著作。我连他的照片都没看清楚，就感觉被它吸引，随手拿起他的传记，翻开就看到一行英文———‘观察者就是被观之物’，这句话是当时的我在佛法里一直探索的一句话。然后我就站在那里，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然后我把他所有的书都买下来了，开始在纽约慢慢翻译。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里，我找到了人生价值和道路。”
　　从美国回来那年，她35岁，决定退出电影圈。母亲与她大闹一场、长谈一次：“你不做演员，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她回答，“我赚的钱也够用一辈子了，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人这一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一定要做一些自己真真正正想做的事。我又不乱花钱，何况还可以搞出版做翻译。”抗争的结果是母亲终于妥协。
　　胡因梦开始与方智出版社合作，引进出版克里希那穆提的系列作品。虽然翻译一个字才四毛钱新台币，与拍电影收入相差千百倍，但她的心灵却快乐、充实。
　　“20多年的翻译工作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也带给我价值的完成。当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很尽心尽力翻译出来跟读者分享，而且也带给某些在困境中人一种出路。另外，我还生了一个女儿，我觉得这一生没有白过了。”
　　现在的胡因梦，穿的衣服是自己亲手做的，头发也是自己剪的，自己下厨房做一日三餐。除了翻译、写作、演讲，办读书会，还参与台湾所有的环保活动。她现在惟一的社会身份是“台湾绿色消费者基金会”副会长，成功推动台湾“地球日”活动，发动数万人扫街，为抢救森林请命，四出观察污染情况。
　　胡因梦认为，自己所做的身心治疗的工作比李敖所做的工作更有意义———“生态问题、政治问题、所谓环境问题真正的源头是心灵的问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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